|
■“诗意”变迁的背后
◇韦白
今天，我认真地阅读了臧棣的《论“诗意”在中国新诗实践中的踪迹和限度》一文，很有收获。虽然，我们在直觉的审美中，已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诗歌的散文化倾向，并且也潜在地认可了“明晰诗学”的主张，但并未从整个新诗史的衍变过程中去厘清这种存在于我们直觉的审美过程中的、潜在的审美倾向的真正源头。他通过对“诗意”在中国新诗实践中的梳理，有效地为我们廓清了新诗整个的发展脉络，也为我们思考新诗与古诗、新诗与世界诗歌、新诗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架起了一道桥梁。
从新诗的缘起上，胡适为中国新诗引入的“具体性”原则，是对古典诗歌所倡导的含蓄原则的颠覆，就其实质而言是将一种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是一种西方诗歌的审美倾向）横向移植到了中国新诗的审美机制中。而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意”或“意境”，则是一种典型的发展到了瓜熟蒂落的、东方人的思维模式。因此，新诗从一开始，便是对这种东方人的思维模式的一种反拔，并在它的每一个发展过程中更加趋近于西方人对诗歌的认知。换句话说，新诗的进步是一种以牺牲掉传统诗歌的审美情趣(虽然这种牺牲并非完全的抛弃)，而向西方诗歌的审美观趋近的渐变过程。
新诗之所以抛弃传统诗歌的审美倾向，其内在的动力就是为了寻找到一种适合于表达“现代性”的现代诗学，而这种诗学完全可以借鉴西方的现代派诗歌来完成，甚至是“照单全收”式的直接挪用。最明显的例子是穆旦，有人说他的缺点是“对古代经典的彻底无知”，而他的优点则是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烂熟于心,因而他对经典意义上的诗意抛弃得较彻底，他甚至宣称他的某些诗作是“非诗意”的修辞方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新诗为了寻求一种与现代社会相对应的“现代性”，不惜去颠覆传统诗歌作为基石的“诗意”或者“境界”，而横向移植了西方诗歌的“具体性”、“普通语言”等诗学主张，这从根本上说明中国新诗的主要取向是横向的移植而非纵向的继承,它不是对传统诗歌的改良,而是另起“炉灶”。
如果说传统诗歌中的完美的诗意，能够唤起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感受，则呈现了“现代性”的中国新诗唤起的是一种对不和谐境况的体认，是一种伴随“现代性”而来的心灵的不安。如果说传统诗歌讲究的是一种意境的呈现，则中国新诗追求的是揭示事物的真相，以及这种客观的真相在心理上唤起的反应。如果说传统诗歌是传达“魅影”下的丰富的可能性，则中国新诗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实际上从事的是一种“去魅”性的操作。有意思的是，于坚早期的诗作提供的是一种“解魅”的旨趣，他的去除“隐喻”的主张直接服从于“解魅”的需要，而2006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又重提“返魅”的话题，这可以看作是于坚在诗学的主张上向传统诗歌的一种回归吗？这个前后矛盾的于坚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让人看到他的“返魅性”的作品，在这种“现代性”的巨大的“探照灯”下，他重新聚集“阴影”，并将“存在”置于“阴影”下去观照是可能的吗？
由此可以看出，对“现代性”的强调，使我们远离经典意义上的“诗意”，而中国的文化心理上，对经典意义上的诗意又充满着眷恋，所以，向传统诗歌返回的呼声几乎伴随了整个新诗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当代西方诗歌走向衰落的时候，返回传统诗歌中寻找养分的意愿又变得强烈起来。实际上，当代诗歌一方面要逃离传统诗歌的阴影，一方面又在或被动或主动地追随西方诗歌观念产生失望的时候，想寻求传统诗歌的庇护，从而陷入到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在当下，“现代化”的鞭子已抽遍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高速旋转的商品和资本搅得不得安生，传统诗歌是否真能给我们以庇护吗？而西方社会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文化日益走向游戏和词语本身，我们又能从中吸收到多少真正有价值的营养呢？
2007-02-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