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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贤治和臧棣”之争的一点思考
◇韦白
去年下半年至今，有几篇文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中就包括林贤治的《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李建春的《江湖正确、新观念构想与格调主义》、臧棣《意淫当代诗歌，林贤治，特殊的知识，诗的快乐，诗的尊严》。
我一直觉得当代的批评文章缺乏一种胸襟，要么是全盘的肯定（一些朋友之间的批评）、要么是全盘的否定（一些对立面之间的批评），并且总是以一种很情绪化的方式进行表达。本来，任何的诗学主张都应该接受对立面的批评和讨论，没有对立面的讨论很容易衍生出话语的霸权。而当代的诗学批评中，平等的交流和探讨几乎很难发生，每次的交锋最终均沦为“帮派式的力量的对比”，并总是以力量强大的一方获胜。这从侧面说明了当代写作者、批评者胸襟之狭隘。
林贤治先生、臧棣先生都是我尊敬的作家和诗人，而上述的这两篇文章都有让我失望之处。应该说林贤治先生在对诗歌的总的格局进行分析时，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调查，并且带有明确的缺陷。其中，林贤治先生确实陷入了“狭隘的道德论”和“功用主义”的陷阱，而缺乏真正的诗学的理解和分析。另外，林贤治先生一方面对现存体制的弊端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承认体制外写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的阅读视野又恰恰没有伸入到中国诗歌的真正现场，对体制外诗歌缺乏最起码的了解。所以，在他措词强硬的对当代诗歌的抹杀中，实际上与一些真正具有建设性的诗歌与诗人擦肩而过，而他所列举的那些诗歌（除了杜涯的诗之外）恰恰是一些较为简单而粗糙的诗歌。另外，林贤治先生只看到了诗歌的“功用性”的一面，而忽视了诗歌除了表达对社会、对生命的理解，还应该有她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包括对形式的开拓和技巧的更新。可以说九十年代诗歌中“叙事性的复活”，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一项重大的进步。而“叙事性的复活”是当代诗人面对复杂的生活现实所作出的最为有力的反应，其中也就包括了要将复杂而多变的现实整合到当代诗歌中的努力。至于林贤治先生批评当代诗歌中普遍缺乏“痛感”，这也是对当代诗歌不甚熟悉的缘故，不说别人，就我本人而言，我的诗歌中所流露的刺痛其实是一目了然的。
但林贤治先生对当代诗歌总体的直觉又有可取的一面。当代的社会现实，实际上将一些真正有建设性的、具有独立品质的诗人完全遮蔽在体制之外，相反以诗歌的面目展露在公众面前的诗歌，确实具有林贤治先生批评的一些缺点。他对“下半身”的批评，就很有意思。例如，他对性欲的区分，他对性欲与爱的关系的理解，虽然有些片面，但又确实触及了“下半身”中绝大多数诗歌借“反叛之名”行“堕落之实”的要害之处。
林贤治先生对臧棣先生的批评也有他中肯的一面。虽然林贤治先生根据臧棣先生的身份来进行辨认的方式有点武断；我也注意到臧棣先生辩称自己历经磨难，自己的诗歌中并不存在林先生所讲的问题，但我也不敢苟同。因为，这牵涉到将外在的真实如何转变为内在的真实，以及愿不愿意完成这种转变，并将其落实到文字上的问题。同时，还牵涉到诗歌写作时，在强调某个方面的时候，就有可能在另外的方面产生缺失的问题。臧棣先生在对修辞的强调、对语言快感的强调时，就我看来，确实存在着对“生命体验”的放逐。上次，孙文波先生路过长沙时，我也提到了这一点。比如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如果一个诗人没有身临其境，这样的句子是做不出来的。也就是说，真正伟大的诗篇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体验都得去亲历，但生命的磨难以及将生命的磨难转化到诗歌中，确实是必需的。我这样转弯抹角地绕了半天，也就是说我也确实没有从臧棣先生的诗歌中读到那种我理解的“生命的刺痛感”——一种生命正在受伤或受伤之后的疤痕，也没有真正见到生命的体验在词语中留下的烙印。虽然这也许还是过于强烈的道德感在作怪，这也可能是诗歌的“不能承受之重”，但对当下的中国又是急迫的。在当代急剧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果无视这种生命的“痛感”，同样是不真实的（我想，这也是林贤治先生的一个立论的基点）。林贤治先生作为一个当代的思想者，他要求文学作品中有较为直接的见证和批判，他要求文学作品中具有纯语言之外的道德的、精神的内涵，要求生命在破碎和受伤时的一种痛感呈现，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他不作这样的要求，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思想者，但我们不可能要求他具有纯粹诗学的目光来研读当代诗歌。我前面已经讲了，其实那样的诗歌是存在的，但具体到臧棣的写作中，这一点又恰恰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臧棣先生在强调他的“快乐原则”时，实际上也就放逐了对上述“痛感”的主动寻求，因此我认为双方在这一点上的分岐是整个争议的关键。
虽然臧棣先生对“深度”的厌弃，对“悲剧感”的抨击，有着强大的理论支持，但相反的理论也俯拾即是。虽然臧棣先生对“智性享乐”和“词的喜剧”的强调，确实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当下中国的诗歌写作提供了一个可以持续掘进的方向，但这种方向的进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也确实是以牺牲掉其他向度上的努力而完成的。实际上，这牵涉到诗歌是走向一种综合，还是走向一种极端。这让我想起巴别尔对纳博科夫的一句评价，大意是“他写倒是会写，可就是没什么可写的”。应该说，纳博科夫是一个形式主义者，也在小说的形式开拓上作了很大的贡献，但巴别尔的讥讽同样是有道理的，这也是纳博科夫应得的“报应”。
2007-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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