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麓山·新世纪诗歌名家峰会的一份迟到的发言》
受谭克修先生邀请，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中国最高级别的诗歌峰会，见证了中国当代代表性诗人和诗歌评论家的“现场说法”和即兴表演。沈浩波的发言很有煽动性和“杀伤性”，产生了意不到的“艺术效果”。但在一阵惊讶之后，你会发现，这位“策略”上的天才，又玩了一次差不多出乎所有人意外的“策略”。简言之，也就是他从前的策略是“向下”，如今的策略是“向上”。
还有一个比“下半身”诗人在往“身体写作”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中途突然转向，而声称要改弦易辙、直奔“形而上”而去更令人惊讶的吗？但惊讶过后，一个疑问会马上跳进你的脑海——因此，有人指出：“沈浩波先生，你在提出“下半身”的概念时，是否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沈浩波当然是理直气壮地声明他提出“下半身”的概念，完全是对当时诗歌写作中“没有身体在场”或者更明确地说是“中国诗歌没有下半身”的一种矫正。这种说法应该说是有其道理的，但他否定其“策略性”也有他的不诚实之处。首先，“任何流派”的提出，本身就是“策略性”的，它是把一些零星的诉求整合为一种明确的带标签性质的倾向。其次，“身体写作”本身是由来已久的一种写作方式，它只是隐匿地偶尔出现在诗人的抽屉中，并非不存在；“中国诗歌没有下半身”是不准确的，只能说“中国诗歌没有出场的下半身”，或者说没有“公开发表”的“下半身”。我这里无意全面否定“下半身”作为流派而提出的意义，只是想表明“下半身”的提出的确是“策略性”的。
我写这篇文章，更主要是针对沈浩波在本次会议上所采取的“新策略”。在沈浩波看来，诗歌占主流的写作是低俗而“身体化”的，是必须加以抵制的时候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按照现在通常的说法，存在“知识分子立场”和“民间立场”的话，那么他只能把那种泛滥成灾的“身体性写作”的标签贴在持“民间立场”的写作者身上，因为持“知识分子立场”的写作者从一开始就对他提出的“下半身”或“身体性”写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进行了自觉的抵制。
这里实际上还牵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沈浩波对他自己提倡的写作所造成的后果感到了担心（这一点，确实说明沈浩波并非是泯灭了良知的人，这一点我很赞赏），那么当初他提出“下半身”实际上打开的是一个“装满了魔鬼的潘多拉盒子”。到今天，他已无力控制，并实际上已无力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同时，也让人感到这两次的策略实际上是一个策略的正反两面。一只手把水搅浑，一只手又拎来“沉淀剂”或“漂白粉”想把水澄清。他这次打出去的拳头，实际上只可能落在他自己的身上，他的“沉淀剂”或者说“漂白粉”，也只能放回他自己的水桶中，因为中国优秀的诗歌写作者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人为地割裂“上半身”与“下半身”，他们的身体是完整的，他们的作品也必将是完整的。
这次会议，伊沙先生的表现也不俗。归结起来，伊沙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回归朦胧诗的传统”。（我个人是极其赞成这种提法的。因为这种提法是要唤起一种真正的承担精神，像北岛那样承担起对整个民族精神的思考。）但这种提法出自一个自称为“中国后现代诗歌第一人”的伊沙之口，无论如何是一桩富含悖论的“趣事”。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伊沙的诗写过程，以及伊沙的诗学主张。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车过黄河》是伊沙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车过黄河》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呢？按照伊沙的说法，他是要在华夏民族的母亲河上完成一次“伊沙意义”上的颠覆和施暴（他就是要把屎拉在这条母亲河上），他要把这条母亲河上所有庄重的、传统的、形而上的因素统统解构掉，其中也恰恰包括他今天重提的“承担精神”。也许，伊沙会说他的方式并非是纯粹的解构所有的精神因素，而是以一种对一切事物进行怀疑和批评的方式去实现承担。话是不错，可他的作品真像他讲的那样、或者是否真有能力去对抗、去承担吗？如果从文本角度去看，伊沙作品更多的是充满调侃、讥讽和游戏化的姿态，是一种浅层次的未经艺术转化的“情绪”，即使这种“情绪”可成为诗歌的“酵母”，但这种“酵母”不经过深度的“发酵”，无疑成不了真正的产品，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其“思考整个民族精神的功能”。同时，伊沙的“后现代”口号与他今天重提的“承担精神”是不吻合的，“后现代”本身的涵义更多强调的是它的“消解功能”，而“承担精神”恰恰需要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建构”而非“解构”。
我最后想说的是，于坚先生重提“现代化”对当代人的侵害，以及当代中国人的灵魂如何“安生”的问题，应该说触及了当代中国人面对“现代化”的复杂心理，同时也是急待解决的问题，有相当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由体制强制实行的“现代化”进程，确实把当代的中国人抛置在一片陌生的环境中，即使住“高楼”、坐“奔驰”，心中依然是“六神无主”“不得安生”。那种人与自然的交融已彻底丧失，我们不像是住在地上，而是像飘浮在空中，而诗歌也许会、也许能让我们获得心灵上的宁静和“安生”。于坚先生的观点是“返魅”，即从被“现代化”照得通明透亮、无以遁迹的空间，返回到晦暗的、原初的有着复杂阴影和多种可能性的“本真”中去，返回到“明白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隐秘之地。当然，于坚这里不是现实意义上的“返回”，也不是要否定掉、或阻止“现代化”的进程，而是诗歌意义上的“返回”，即要让诗歌回到它自身的源头，回到事物最初的命名上，回到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和相互映照上。这肯定是艰难的，但无疑也是诗歌恢复其自身使命的一种必然途径之一。
韦白于长沙雅园
2006-06-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