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差异性中寻找共同的诗歌元素
——2006年的诗歌刊物与诗歌阅读
河北科技师院中文系兼职教授 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 /霍俊明
【霍俊明（1975-），河北丰润人，文学博士，现居北京。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中文系兼职教授，任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新诗界》副主编，“明天·额尔古纳诗歌双年奖”评委。已在《文学评论》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和随笔70余万字，参编著作多部，业余时间从事诗歌写作，入选年度诗选，获奖多次。】
在诗歌写作愈益多元化和个人化的今天，试图归纳出2006年乃至当下诗歌写作的大体趋向和整体的诗歌写作趣味肯定是有着相当的难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做法是值得怀疑的。
尤其是当我们面对着大量的诗歌刊物和综合性文学期刊以及更多的难以准确计算的诗歌民刊和诗人自印的诗集时，这种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从这点上讲，我们只能就自己相当有限的阅读体验来说些粗糙的感想。再有，应该注意到当下的诗歌写作的差异性特征，换言之，任何人试图规划和总结出当下的整体性的无缝隙的诗歌图景时都应该以诗歌写作的差异性为前提。这是我在近几年尤其是2006年的诗歌阅读中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体验。我在为2006年的《诗林》的最后一期“2006年中国当代诗人巡回展”所写评论的标题就是《在差异中延展的诗歌写作》。目前诗人的写作和诗歌刊物的办刊取向都是很难用同一的向度来进行概括的，而恰恰相反，这些诗人的写作却是充满了不可弥合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也正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坚持诗歌写作的必要前提。但是如果最终要总结2006年一年来诗歌刊物的特点和诗歌写作的大体走向和特征的话也未必不是不行的，因为在差异性的前提下还是大致呈现出了一些共性的元素甚至是诗坛现象。2006年注定是充满了诗歌事件的一年，对一些聚讼纷纭的诗歌话题和“恶搞”事件我不想多说，因为最终谈论本年度的诗歌还是应该从诗歌刊物和诗歌文本入手。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诗刊》下半月刊从2006年第1期开始推出了一个新的栏目“诗人档案”，几乎每一期都占到了十几个页码，可见该栏目的重要。“诗人档案”包括诗人近作、代表作、创作年表以及相关的评论，我想“诗人档案”的意义恐怕不只是在于对重要诗人创作的及时总结，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它的史料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九龙诗刊》作为一份民刊，在2006年第1期推出了关于17个诗人的访谈专号，孙磊主编的《谁》第1期推出山东70年代诗人作品选，中岛主编的《诗参考》（第24期）推出了刊中刊“诗人之死”，而这种带有专题性质的办刊倾向更为鲜明、更具有代表性的体现在2006年创办的《诗歌月刊》下半月刊，而安琪和老巢无疑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际上，《诗歌月刊》在每一期或以合刊的形式推出一个诗歌专题就与一般的诗歌刊物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也是目前《诗歌月刊》下半月刊普遍受到好评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专题性的办刊倾向的最大好处就是使得一些目前诗歌界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和热点话题在大容量的集中讨论和展示中得以强化或着争鸣。首先值得强调的是从《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第1期开始就推出了诗人潇潇的一个栏目“记忆”，从而将文革时期的“地下诗人”重新推到历史的地平线上，这对于史料的挖掘和新诗史研究无疑具有相当中重要的价值。人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些诗人的名字：郭世英、食指、依群、张朗朗、牟敦白、王东白、张新华、张寥寥、鲁双芹……。《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确实已经引起了诗界的广泛关注，这不能不归功于其办刊理念包括诗人安琪的巨大努力。该刊第3期推出“博客特大号”，5、6合刊号推出“安徽诗人阵线——从胡适开始”，第8期推出“诗歌地理特大号”，10、11合刊推出“中间代特大号”，12期是“盘点年度诗歌、人物和事件”。河北的《诗选刊》则在2006年的第10期和11、12合刊连续推出了“河北青年诗人作品专号”和“2006中国诗歌年代大展特别专号”，这种专号的形式更为集中、更为丰富也更为宏观，对于诗歌研究者而言无疑提供了诸多参照和便利。
个人立场与现实经验
在我翻阅大量的诗歌刊物甚至是民刊的过程中，我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诗人在诗歌写作中更为关注的是诗人的主体情怀和个人化的立场，而诗歌中传达的经验更多是立足于当下的生存体验和现实经验。而90年代以来的一种有着膨胀化的高蹈的诗歌写作方式起码在2006年成为相当稀少的现象，但这又并非意味着诗人的历史想象力和终极关怀的缺失，而是说诗人的对终极价值的关怀是以当下的生存和现实为根基而展开的。
在整个一年的阅读过程中，《山花》依旧给了我太多想说的话，这也是我对《山花》钟爱的一个原因。这不仅是其一贯坚持的“双重文本”立场，也就是所谓的“文学精神和视觉人文”，更为重要的恐怕就是《山花》上的诗歌更具有审美的冲击性和纯净的气息。这些诗作在尊重诗人个体立场和差异性的前提下普遍呈现出立足于现实生活的扎实的现实经验，在对日常生活的发现和细节打磨中焕发出“根”性的力量。确实，显而易见的在功利化和物欲化的语境之下，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存的关系愈益显豁也愈益充满张力和矛盾。那么在此境遇下，诗人的个我情怀和现实经验，甚至个人化的想象历史的方式就在对当下题材的处理当中展现出来。
杨邪的《到西施故乡的路有多远》（《山花》，2006年第3期）在我看来就是个人立场、现实经验和历史想象的复杂关系的寓言化文本。这首诗在对历史的个人化向往和想象的同时更多的展示的是诗人当下的生存经验，甚至“当下”对历史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干预。令杨邪沮丧的是诗人写作这首历史长诗的“壮举”不得不因生活琐事的打断而最终搁浅，这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就是未完成的诗作。这就相当富有深意和复杂地呈现出当下诗人在处理历史经验甚至更为形而上的题材时不再是耽溺于自言自语，而是相当具体化在我们生活的点滴之中。这在被称为“知识分子”诗人（我一直不太赞同将诗歌界壁垒分明的划分为什么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甚至是其他的什么类似的做法，因为对于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而言，重要的不是诗人身份或对其简单的认同或反对，重要的是如何写出重要的诗歌，如何有效处理当下和历史的关系，如何更为有效的呈现诗人的现实关怀、个人乌托邦甚或历史的想象力）的王家新那里体现得更为显豁。
王家新2006年发表在《山花》、《天涯》等刊物上面的诗作说明尽管诗人不可能放弃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对终极价值的关怀，但是王家新在处理这些题材的方式与90年代的差异可以说是不小的。让我们读下王家新的这些诗，《为翻阅燕山而写的一首诗》、《简单的自传》、《唐玄奘在龟兹，公元628年》、《柚子》（《山花》，2003年第3期），《晚景》、《从城里回上苑村的路上》、《田园诗》（《天涯》，2006年第4期），就可以较为清晰地感知到以王家新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诗人”起码在近年尤其是2006年的诗歌写作中更为关注的即使是诗人和历史对话这样的题材也是在对现实经验和此在的命名中完成的。尽管诗人仍不乏“飞翔”和“提升”的渴念但这一切都是立足于真切的个人立场和现实关怀，而在物欲化的今天，曾经美好的记忆和词汇在王家新这里都具有了巨大的反差和反讽的意味。
如果你在京郊的乡村路上漫游/你会经常遇见羊群/它们在田野中散开，像不化的雪/像膨胀的绽开的花朵/或是缩成一团穿过公路，被吆喝着/滚下尘土飞扬的沟渠//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们/直到有一次我开车开到一辆卡车的后面/在一个飘雪的下午/这一次我看清了它们的眼睛/（而它们也在上面看着我）/那样温良，那样安静/像是全然不知它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对于我的到来甚至怀有/几分孩子似的好奇//我放慢了车速/我看着它们/消失在愈来愈大的雪花中
——王家新：《田园诗》
如果一些诗人读到王家新类似的诗作再攻讦什么西方资源、学院背景就变得十分荒唐可笑了。
就目前来看，诗人们在处理个人话语和历史情境时大多是立足于实实在在的扎扎实实的生存体验，在这个层面上而言王家新和于坚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差别只是在于具体的话语方式和写作特点的不同。拿于坚发表在《天涯》（2006年第4期）的《往事二三》来说，诗人同样是在个人化的经验中展现了、回顾了曾经的历史场景与记忆。
“非常现实”与底层写作
值得注意的是有2006年很多诗刊、杂志强调诗人关注现实，关注底层，所以关注底层的诗歌写作几乎成为了当下的一种写作潮流。
《星星》诗刊2006年第1期上半月刊卷首语为《诗歌：重新找回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梁平认为从“五四”开始中国新诗就一直在承担着责任，即对艺术探索和社会的关注。新诗人不仅在与古典诗词美学的较量中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本体话语而且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诗人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但是梁平认为自80年代之后，中国诗歌失去了对社会的承担，所以当下最重要的并不是怎么写而是写什么。这可能也是当代相当一部分新诗研究者的共识。
据此，梁平认为中国的新诗写作需要一个转体，即让诗歌重新回到土地和现实上来，重新关注诗歌题材的重要性和顺应时代要求。《星星》诗刊极力鼓励和刊登关注现实的诗歌的，所以在2006年第1期上半月刊推出了“非常现实”栏目，发表了8位诗人的诗作。余笑忠的《我父亲忍着疼痛一声不吭》（组诗），老刀的《春运》（外二首），江耶的《煤矿沉降区一瞥》（外一首），刘大程的《矿难》，丛小桦的《黄河中游》（组诗），田禾的《有这样的村干部》（组诗），孤城的《徐岗粮站》（外一首），于贵锋的《村里的能人》（外一首）。并且配有摄影插图，《沙兰中心小学被洪水淹没后》、《矿难发生后》、《快乐的乡村修鞋匠》。尤其最后一幅，一个浑身黧黑的修鞋匠面对镜头满脸笑容，而其身后是一幅巨型的美女商业广告。“非常现实”专栏语称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不再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一种倾向，而《星星》诗刊对“诗歌关注现实”的主张就是始终相信真正有抱负有良知的诗人是始终关注现实和民间疾苦的。我想《星星》诗刊提倡一种承担的诗歌即更多关注诗歌的题材伦理，强调诗歌的“现实性”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星星》一年来发表的相关诗作如果从诗歌技艺和诗人想象力的角度来衡量有些是有问题的，但是对于底层经验的题材处理不可否认还是有价值的，不能完全从美学道德上指责其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些诗作已经引起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和较为广泛的关注，可以读下田禾的《乡长》：“坐小车像乡长/作报告像乡长/说话像乡长/喝酒吃肉像乡长/真正办起事来/就不那么乡长了/身为父母官/父母官不父母/不管百姓地里有收无收/该提留的他提留/不该提留的他也提留/该摊派的他也摊派/你服他是乡长/你不服他还是乡长/那双手/跟泥土总握不到一块去//人说咱乡的乡长/是一个狂赌的赌徒/把咱乡三万条百姓的性命/作为赌注/坐在小轿车里斗地主/走在卡拉OK里斗地主/最后把自己斗成/恶霸地主/不到三年 便把咱乡/输了个精光”。这首诗应该是不失水准的，但更重要的或打动读者的就是其中所处理题材的社会效应。但是我想再次强调的是诗歌写作从来都不是整齐划一的，从来就没有一种写作观念能够统一诗人的写作方式。我们也不想看到在媒体的鼓动和社会的伦理吁求之下出现“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大面积的无限膨胀，更不能要求任何人都来写作这些类型的诗歌，诗歌最终还是要依循诗人自身的深切经验。
实际上说到诗歌的底层写作不能不让人想到李少君倡导的“草根性”诗歌，并且有很多人认为这种“草根性”也就是底层写作，实际上这多少是一种误会。通过发表在2006年《天涯》上的诗作，我们就会得到另外一个答案。李少君对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的阐释是：针对全球化，强调本土性；针对西方化，强调传统；针对观念写作，强调经验感受；针对公共化，强调个人性。可见李少君是将草根性诗歌与观念性诗歌区分开来的，“草根性”就是指一种如何摆脱新诗西化而如何中国化和本土化的问题，即立足于个人经验、有血有肉的生命冲动、个人地域背景、生存环境以及传统之根的写作。基于此，“草根性诗歌”或诗歌的“草根性”尽管在概念界定上可能有待进一步细化，但是这个概念显然是立足于中国诗人的本土性特征和汉语写作事实，更具有包容性特征。正是在此意义上，《天涯》上所笼括的诗人就写作方式而言差异是相当大的，无论是年龄跨度、地域文化差异还是写作理念的不同都没有妨害到“草根性”的一个核心层面，这就是立足于诗人的个人立场和本真的现实经验。雷平阳以一个“乡村测绘员”的姿态准确呈现出了一种时代的痛与伤。
多么寂静的村庄，一个个/屋檐下的老人和孩子，都像石头一样/满身的裂口散发着寒光，谁都不愿/用声音传达生命尚存的气息/是的，寂静不是绝对的/在一堆粪土旁，的确有几只鸡/在韧性地觅食；不远处/还有一头母猪，晃荡着两排/冰冷的乳头，带着一群幼崽/在刺蓬中低声交流。除此之外/有一户人家在垒筑新房，捣土的声音/仿佛天上的旋律。当时/我真的曾为此感到庆幸，生活/并非毫无起色。可后来我才知道/这户人家唯一的儿子/去年在江西挖煤，死了，死于/爆炸的瓦斯。至此我当然明白了/建房资金的来源，它来自/一生的恐惧和沉默，同时又仿佛是/蚂蚁在骨头上刻下的一圈花纹/它或许已经暗示我们——/当卑贱一旦突破了底线/我们共同的恐惧才真正的来临/而所有的高贵也将自动消失
——雷平阳：《天上的旋律》（《天涯》，2006年第4期）
她们：在岁月中继续寻找平静和感怀
我曾在《语言纵溺的喧哗与时光沙漏的细响——2000—2004女性诗歌印象或潜对话》（《山花》，2005年第4期）中谈到近年来的女性诗歌在经历了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的狂躁的性别风暴和权力话语突起的尖锐景观之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视阈和姿态更为宽广的美学趋向。在2006年的诗歌刊物和诗歌阅读中，这个体验有着进一步的加深，女性诗人的文本更多是一种在生存背景中的平静的多样化的情绪和体验的表达。
早年的女性诗歌的高亢、尖锐的喧嚣已经呈现为平静状态，当然不排除一些女诗人仍带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的写作，但在有有限的阅读视野中，2006年的女性诗歌大体给了我一种平静的整体感觉。在此意义上讲，杜涯的诗歌写作中的“沉默”状态可能更具代表性。而在杜涯看来，沉默是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是一种终极的高度。这种沉默的状态实则是在诗人静观生活的喧嚣经过知性的沉淀之后凝结而成的结晶，更为精粹，也更能折射生存现场的多重光泽或阴影。杜涯的《银杏》（《中国诗人》，2006年第1卷）就是这样的一首诗：“在街口那儿，在城墙边和旧日的/皇家园林，又一年，它们换上了黄装/在秋天的广阔背景下/它们的信念高过了菊花/对应于北京，对应于富足、高贵……/但我想起的不是这些，母亲/我想起秋天里，你坐在故乡/的庭院里，或将小凳移出树的阴影/——你没有见过银杏/你和后院的二婶、四娘/树阴中的寂静，贫贱，荒凉/一如村口的杨柳——你们/没有见过银杏//而银杏，就在我路过的街口那儿/在城河边和旧日的皇家园林，当它们/换上黄装，它们不是荫凉、惭愧、怜悯/当它们凋落，它们也不是痛苦和良心”。
路也更是在一种平静抑或抑制内心纷乱“风暴”的状态中，在日常的生活细节中铺展遥远的往日情怀。“我把脸贴在那纯棉布料上/暗红色方格子是最小计量单位，测出那人的体重和身高/数不清上面有多少方格，是否跟我们相处的日子一般多/理念曾经裹着一场又一场快乐的风暴”（《睡衣》，《中国诗人》，2006年第3卷）。
值得注意的是李南和青年诗人李小洛的诗作，与其他女性诗人比照起来，她们的诗歌写作更多是一种缓慢的、沉潜的、静思的状态，有着一种凝重的冷色调，这在女诗人中是少见的。而这种缓慢状态的诗歌写作比较具有代表性地显现出诗人在日常生活和岁月流逝中的深切感怀和知性思索，而这种静思的状态使得李南和李小洛的诗作更具有一种复杂性。先看下李南的《小小炊烟》：“我注意到民心河畔/那片小草，它们羞怯卑微的表情/和我是一样的。//在槐岭菜场，我听见了/怀抱断秤的乡下女孩/她轻轻地啜泣。//到了夜晚，我抬头/找到了那群星中最亮的那颗/那是患病的昌耀——他多么孤独啊！//而我什么也做不了。谦卑地/像小草那样难过地/低下头来。//我在大地上活着，轻如羽毛，/思想、话语和爱怨/不过是小小村庄的炊烟”（《诗刊》，2006年8月号下半月刊）；再看下李小洛的《我要这样慢慢地活着》：“我要这样慢慢地醒来/慢慢去晒那些照进院子里的太阳/慢慢地喝酒，写诗/在一些勇还是不用的词语上/慢慢地犹豫//我要慢慢地说话/等待着冰雪融化，等待那些迟早/姚开的花朵。，慢慢地/坐在田野上，看比我更快的蜗牛们/沿着一些时光的轨道慢慢地爬行//我要慢慢地恋爱/慢慢地享受完/每一场筵席的甘露/慢慢怨恨，让它们陪伴我的/时间更久一些//我还要慢慢地喝着杯子里的水/回首一条春天的小路/慢慢地哭泣，慢慢地欢笑/让一切因果慢慢地发生和循环//最后，我要慢慢地过完这一生/再慢慢的在傍晚里慢慢地死去”（《诗刊》，2006年4月号，下半月刊）。
实际上女性诗人细微的感受更容易在诗歌中找到舒展的空间，生活又何尝不是化若无痕的更改着一切？而多么复杂和强烈的感受和情绪在茫茫天地中又怎能抵挡强劲的风雪，可能有的时候沉静和细小的感动的声音更具有沉重的力量。“多年以前，我总是沉浸在/一些有粘度的词语中。她们有着/纯棉的气质。像在纤维上游走的/蚂蚁，要握住那一丝丝暖/一点点的真实，虽然微小/却也已经够用”（林雪：《后来》，《中国诗人》，2006年第3卷）。而诗人莱耳的一些诗作则呈现了诗人面对时间的勇气和其间的荒芜莫名的真切体验。秋天，应该说更能折射出诗人面对时间、面对生存的最为显豁也最为隐晦的力量与个体在其中的消损。“你印在深秋的背景上/周围落木萧萧//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是一个陌生人/一个虚拟的人/一个在不可能的夜晚出现的/不可能的人/也可能只是一团空气//你进入秋天/全身沾满稻草”（《稻草进入秋天》，《诗林》，2006年第4期）。
尽管我试图总结一年来的诗歌刊物和诗歌写作的大体走向并寻找种种合适的托词，但是我更愿意尊重诗人之间不能弥合的差异性。在我有限的诗歌阅读中，我却强烈地感受到在这个我们喜爱或怨恨的时代，在一个所谓个人化又大面积媚俗化的时代，诗人何为？诗歌何为？读者何为？面对着差异性的诗歌文本，有时候这些总结和概括性的大词就显得有些乏力和无当。我最后想强调的仍然是我更愿意从诗人的文本出发，面对着写作的差异性图景，我仿佛置身于布满着各个方向的小径交错的花园，唯有谨慎地行走其间，此外无他！
2006年12月30日改定于北京，时在大雪纷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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