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我们须要反思什么？

·白鹤林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谁都不想看到的一场人类大灾难，终于要慢慢过去了。然而，仔细想想，作为劫后余生的中国人，我们真正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才刚刚开始。
　　5.12以来，看到了太多的报道，读到了太多的诗文，听到了太多的激动，笔者却一直另有不同的话想说出来。开始不忍心，终归觉得不是时候，举国上下都在齐心协力抗震救灾啊！现在转念一想，如果这么大的灾难，都不能把一个民族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性的、错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震醒”，那就真的是一种比地震更可怕的悲哀与后患了。
　　不过，在发出下面这些或许有点“不合适”的疑问之前，笔者还要啰唆几句，或者说声明几点：第一、笔者和十三亿中国老百姓一样，绝对是爱国的（因此，身在灾区的本人也是为重灾区的人们出了一己之力的）；第二、正因为爱国，所以我们才要说，而且要说出有益国家的真话；第三、假如我们因为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和目的，而说假话，我觉得其行为无异于地震之于我们的同胞和民族，定然有害无疑的。
　　
    X先生，为什么选择沉默？
　　
　　我们中国人痛骂坏人，“不仁不义”算是最坏的了。这样的人显然是已经被地震给“震”出来了，而且不少。万幸的是，我们也看到了不少有仁有义之士。比如，负责监管修建5所汉龙希望学校的“办公室主任X先生”。
　　地震发生后，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四川汉龙集团捐建的位于重灾区的5所希望学校，一栋房子都没有垮塌，一个学生都没有伤亡。人们纷纷把惊叹和称赞，给了“汉龙集团”，也给了那位始终不愿（不敢？）透露姓名的“办公室主任X先生”。
　　这本身没有错——记住一个有良心的企业，和一位有点“顽固”的建筑监管负责人。然而，正是因为当初修建校园时不同于别的施工“负责人”的异常负责任，因为多次与“惯例”的有关部门力争力保，地震发生后，当面对欲揭开真相的人的访问时，X先生却不愿透露姓名，选择了沉默……
　　这不是一种荒唐和悲哀吗？这不是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的现代社会的荒唐和悲哀吗？原因也许就是因为：其他学校都垮塌了，死人了，而不跨的，负责任的，就成了那些更多的不负责任的人的“对立面”了？成了坏人们的靶子了？所以，X先生只能情有可原的选择了沉默？
　　这个真实得令人心痛的故事，让我想到一个普遍的现象（问题），那就是：中国老百姓历来有寄希望于“包青天”式的清官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的长久朴素愿望，而往往忽略了恰恰是因为法制的不太健全，或者因为强权特权而造成的有法不能依，社会才失去了秩序，人间才失去了正道。一个时代如果到了要依赖于一两个清官来“义薄云天”，那说明这个国家或者至少某个局部区域已经丧失了法制，丧失了秩序，说明犯罪问题已经很严重，快要无正义可言了。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了这个问题呢？
　　如果类似的、更多的X先生都只能选择沉默？如果仁义之士真的成了社会弱势，不正说明我们的局部社会机构与管理，已经需要整治了吗？
　　
    是救人，还是做给谁看？
　　
　　地震发生后，我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一位被某电视台记者报道的救人“典型”。他本人是重灾区某镇的干部，地震发生时，就在他所身处的地点，他的儿子被埋在了废墟下（当然，垮塌的房屋下绝对不只他儿子一人）。但他当时因为我们惯性思维中的某种原则——自己身为干部就必须要“舍小家顾大家”之类的逻辑理论，不是马上组织人员先救这片废墟下的人（因为有他的儿子在），而是选择了毅然转身，到别处别的乡镇救人……因此，后来，他的行为在记者看来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正面，加以了“大义舍亲”的表扬。
　　我相信，很多人（观众）绝对都忽略了这个问题，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就是那样认为的。而后来在与身边的好几个朋友谈到这个事情（现象）以及我的看法时，他们的一脸茫然和迷惑，无不印证了我的这一判断。因为，在诸类现象上，我们首先（甚至仅仅）想到的是一个人的“公心”。这本身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公心”，什么又是“私心”？
　　或者通俗的说，谁是百姓，谁又不是百姓？自己的儿子是生命，还是只有他人才是生命？救儿子能不能和救其他老百姓同时进行并相提并论呢？问题其实很简单。此类为了其他目的（如一个干部的影响、前途等）而不能救儿子的思维（最后这个孩子当然是因为没有即时救助而死了），正是受了某种惯性思维和思想的毒害。
　　在电视上我甚至还注意到另外一个很短的镜头（细节）：这位干部的妻子，也就是那个孩子幸免于难的妈妈，无论是面对这位干部丈夫，还是面对记者的镜头，始终沉默无语、面无表情——没有强装笑颜以显示自己的某种理解或大义凛然。这才是真正的人性啊！
　　儿子就不是灾民了吗？儿子就不是百姓了吗？儿子就不是需要拯救的生命了吗？况且，和儿子一同被埋在废墟下的，还有另外一些“他人”啊！我们某些习惯性的思维、逻辑和原则，是不是有问题呢？
　　因为不选择救自己的儿子，而去救其他人，就“特别”受到了赞扬，不也正说明我们某些官员的思维理念、媒体的舆论导向存在问题吗？
　　
    捐款，公益变成“功利”？
　　
　　“王石捐款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作为公众人物面对慈善公益的尴尬，和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很多网友“群情激奋”的批评、质疑甚至抵制一些文体明星、名牌企业，捐款数字是不是小了？不捐款是不是就不到哪里哪里消费了？捐少了或者不捐款的是不是就不爱国了？如此等等。
　　地产名人王石，因为身为民营龙头企业“万科地产”的老总，一直是中国房地产界的焦点人物，是“能干人”的代表。但这一次可能连他自己都万万没有想到，因为做善事却“栽” 了跟头，变得不能干也不划算了。这或许也是网络时代才有的玩笑与无情吧。
　　王石的行为（倡导员工捐10元，并发表言论于博客上）固然有错，他不该在万众一心热血沸腾的时候，发出多少有点不协调的声音，更不该忘记了自己是个公众人物，自己的博客（新闻、说吧）也几乎等同于“公众媒体”了。然而，我要说的不是问题的这一面，而是，为什么必须一定要把原本自觉自愿的公益捐助，上升到一种公众的、具有某种表演性质的行为高度上去呢？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倡导某种不切实际的、甚至“打肿脸充胖子”的举动，以博得某种“表扬”呢？这背后不根本就是某种功利心和盲目性在作怪吗？
　　我相信王石的本意肯定不坏，他是基于企业公益事业的持续性，而且我想也是基于绝大多数工薪层员工收入并不高，要量力而行。而且最关键的是，包括他个人，还有姚明、刘德华等文体明星，肯定刚开始都没有意识到灾难有那么大、损失有那么惨。要说错误的可能是“10元”这个数额，应该表述为“量力而行”、“自愿”等本意话语，就对了。但是，因此我们就要激动、盲目而无情的批判吗？而且是如此的不依不饶、穷追猛打。我们网民的行为就没有问题了吗？是不是有点不厚道，也不不公益了呢？
　　在我看来，王石的“心意”，至少要比我所一贯知道并经常看到的一些单位历来的官僚主义——组织上强行安排、摊派行为要好得多，可取得多，也人性和人权得多。从这一点来看，王石甚至是博爱的，员工即是他人，即是百姓，即是人民，我们不需要考虑、关爱他们吗？至少，王石的一时失误言行，比那些从来强制员工捐款（扣工资）的老板或单位领导，尚要来得可爱和可信些吧。
　　比如在这次抗震救灾捐款中，我的不少朋友就告诉我，他们单位就在不告知的情况下强行从工资薪水里每人扣除了多少多少元，以完成所谓集体性的捐款“任务”（有这样的任务吗？），向上级交差示功。而这些所谓的单位，既有讲知识和民主的学校，也有深知法律和权益的政府部门。这又是何其的可笑而可叹啊！
　　因为捐款不是个人的一种自由和内心善举，而是变成了任务做给某些领导上级看，或者变成了带有某种目的的“表演”，这不也正说明了我们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有时已经与某些功利的东西混为一谈了吗？
　　
　　一场大地震，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损失的确太大了。经济要倒退多少年？心灵的创伤要多久才能愈合？消失的家园该怎样重建？面对这些问题，幸存的我们，无不倍感沉痛而沉重。除了物质上的灾后重建，心灵上的干预抚慰，我们还需要做的是什么？或者说，一场灾难让我们这些社会进步的先觉者、经历者和正担当者们，应该想到和去做的是什么？笔者觉得，就是要逐步并最终彻底的去推倒不少国人脑袋中那些长久形成的、顽固的、官僚、虚假和功利的思想“伪劣建筑”，重新“加固”甚至“重建”我们更加正确而可靠的管理监督体制、道德准则和知识信仰。
　　正如诗人、作家于坚在其博文《大地震，心复活》中所言：“当我们拯救受难者的时候，其实是在拯救我们自己。最终得救的，是心。”的确，面对人类无法避免的、更多不可预知的灾难时，爱就是恻隐之心，爱就是宗教，爱就是世界。只有当我们用最初的、最基本的、最尊重生命本身的人性，去面对我们人类自身的问题，我们才能最终得救和复活。我们的民族，也才能真正有一个永不会垮塌的精神家园。我们也才能像温总理说的那样，真正做到：多难兴邦！
　　
　　2008-6-15凌晨于绵阳沈家坝
　　2008-6-16修改